“消失的女性”:全球男女平等水平十年首倒退,中国排名九连降 阿马蒂亚·森

2022-04-19 22:48:49

编者语:

“消失的女性”(Missing Women)这一概念最早由1998 年诺奖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1990年发表的文章“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 ” 提出。文中指出: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女性与男性的代表性比例大约为 1.05 : 1。但是,在中国、南亚、西亚几乎男性都比女性多,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可低至 0.94 : 1,甚至还有更低。Sen 以此为依据,假设在自然非干预状态下,估算出至少有 1 亿亚洲女性消失了!(这里的消失 “missing” 可以理解为 “their potential existence had been eliminated” )。而2017年11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发布了《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全球性别差距呈缓慢缩小之势,但2017年性别差距再次拉大;中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在全球排名第100位,自2008年的第57位连续9年下降。敬请阅读。

全球性别差距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缓慢缩小之后,在2017年首次出现倒退之势,女性在健康、教育、经济和政治领域地位均下滑。

11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发布了《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下称《报告》),上述结论即出自《报告》。

《报告》显示,全球68%的性别差距已消除,与2016年的68.3%和2015年的68.1%相比有所下降。《报告》对女性在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与政治赋权四大指标进行测评并排名,今年四项指标指数都有所下滑,经济与政治两项尤其明显。

其中,经济平等指数为58%,已连续两年下滑,达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据《报告》估算,全球男性的平均年收入为2.1万美元,女性仅为1.2万美元。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还需再花100年。单从职场上的性别平等来看,则还需要217年。

《报告》对144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进行了排名。冰岛以87.8%的得分蝉联榜首,挪威、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也延续了以往的领先态势,均位列前五。卢旺达因其在政治平等(第3)和经济平等(第7)方面的良好表现,总排名位列全球第4名,其健康平等也以98%位居全球最先进水平。

全球有7个国家的性别平等指数在80%以上,也门以51.6%的得分位居末位。分地区来看,西欧地区以75%的性别平等程度领先,末位的中东及北非地区该指数为60%。

中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在全球排名第100位,自2008年的第57位连续9年下降。《报告》显示,中国在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职业技术工人”与“高等教育入学率”两个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平等,但在“同工同酬”上,得分仅为64%。

因出生性别比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中国在健康平等方面的得分仅为91.8%,自2015年期连续三年垫底。有34个国家在健康平等方面已实现男女平等,包括中国在内,只有6个国家低于95.6%的世界平均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中国的男女婴性别比为113.51:100,自2009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美国霍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曾撰文指出,过去30余年间的生育数量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来实现他们生育男孩或者儿女双全的愿望,最终导致男女出生比例严重失调”。

此外,《报告》数据还显示,中国女性的每天工作时长为男性的1.09倍,且花在照顾家庭等无报酬工作上的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44.6%,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18.9%。此外,中国女性在公司董事会级别的人数占比仅为9.4%。

世界经济论坛教育、性别与就业系统负责人阿迪亚•扎赫迪(Saadia Zahidi)表示:“时至2017年,我们不愿看到争取性别平等的努力出现逆转。性别平等既是道德需要,也是经济需要。我们也确实看到很多国家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它们为缩小性别差距而做的努力也已开始出现成效。”

《报告》指出,诸多研究已表明,改善性别平等状况可带来巨大经济红利。近期的研究认为,实现经济上的性别平等可使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500亿美元,美国增加17500亿美元,日本增加5500亿美元。

推动性别平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红利更为可观。有研究指出,若中国能够在2025年将女性的经济参与度提升25%,本国GDP可增长2.5万亿美元,同时给全球GDP可带来5.3万亿美元的增长。

世界经济论坛从2006年起每年发布《全球性别平等报告》,考察世界各国女性与男性在健康、教育、经济与政治四个指标的差距,评估涵盖“同工同酬”、“出生性别比”、“内阁席位占比”等12个指标。

论文推送

消失的女性与茶叶价格——与特定性别有关的收入对性别失衡的影响

作者/Qian Nancy;译者/王定星

“消失的女性”(Missing Women)这一概念最早由阿玛蒂亚·森提出。人类的性别比例大体遵循这样一种有趣的规律:出生阶段男女比例要略微高于1(约为1.06),到成年阶段男女比例大体上为1,而到老年阶段该比例将变得小于1。1990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发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男女性别比例存在显著差异。

传统观点认为,人口的性别选择是低收入条件下人们偏好男性劳动力的结果,如果整体收入提高,这一倾向将会减弱。但是在亚洲高收入地区如韩国台湾,性别不平衡的现象同样突出。

Nancy Qian(2008) 将1979年大陆市场化改革和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自然实验,以茶叶和水果价格作为工具变量,利用经济作物相对于粮食作物价格上升的这一外生冲击,研究了家庭内部不同性别相对收入变化对于性别选择的影响。她的论文结果显示,单纯的收入增长对性别比没有影响,形成对比的是,在男性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女性收入增长提高了女孩的存活率;在女性收入不变的前提下,男性收入增长则降低了女孩的存活率。母亲的收入增加能够提高所有孩子的受教育水平,而父亲的收入增长则降低了女孩的受教育水平,但对男孩没有影响。

一、问题提出

性别比失衡严重吗?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看到,2000年我国的男性比例已55%以上,这与自然出生的性别比不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总人口为137462万人,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女人口相差3366万人,性别比失衡已成为我国目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那么这一失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之前文献的解释有,性别比失衡是由收入导致的(Becker,1981),不过Burgess and Zhuang(2001)、Edlund(1999)等文献证明关于该假说的经验证据是混乱的。另一个竞争性假说认为女孩的存活率以及女孩相对于男孩的其他结果,取决于成年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如教育或收入),该假说已被一系列经验研究的结论所支持(Ben Porath,1967,1973,1976;Burgess and Zhuang(2002))。还有一种假说认为性别失衡完全可以用生理原因来解释,与经济因素无关(Norberg,2004;Oster,2005)。

前期文献的经验分析所使用的解释变量或许与诸如文化这样的被忽略变量有关。基于此本文通过探讨中国地区收入及特定性别的收入的跨时变化,研究并试图明确经济条件对性别比产生的因果效应。一是研究不同性别劳动者分别在农作物上的劳动投入密度及变化,二是研究改革给农业收入带来的外生变化(1978-1980)。

在中国农村, 女性在采茶劳动中具有比较优势,而男性在果园劳动中具有比较优势。因而, 茶叶的相对价值提高既增加了茶农家庭的总收人, 也增加了女性的相对收人。与此相反, 果园的相对价值提高增加了果农家庭的总收人,但却使家庭内女性的相对收人下降。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通过估计茶叶相对价值提高对性别比的影响, 本文先估计了在男性收人不变的条件下, 成年女性收人提高对性别比的影响;通过估计果园相对价值的提高对性别比的影响, 又估计了在成年女性收人不变的前提下, 成年男性收人提高对性别比的影响。在不改变家庭内男女成员相对收人比例的条件下,通过估计一些性别中性的经济作物相对价值提高对性别比的影响,揭示家庭总收人增加的影响。通过采用同样的方法来估计受教育状况, 能够将总收人增加与相对收人增加分别对男孩与女孩接受教育的影响估计出来。

本文的新意:第一, 在中国, 当前一些潜在的易混淆因素是不变的。第二, 通过估计与特定性别有关的工资对女孩存活率及教育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实际上已延伸到关注持续拉大的性别工资差距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三, 由于得到了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 可以避免年龄效应与队列效应的混淆。

三、制度背景

(一)农业改革

经过“三年国内困难时期”,政府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第一套政策是逐渐减少农产品定购指标, 定购指标与定购价格在过去一直是控制农产品生产的主要政策手段;第二套政策就是众所周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生产经营的职责从昔日的生产集体下放到农户家庭。这两套政策促进了农产品的多样化,地区专业化程度提高,一些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减少谷物种植,经济作物产量很快出现了大幅度提高。

(二)茶叶与水果的生产

本文直接估计了每种农作物提供的收人并且发现,与第一类粮食作物相比,改革使农户来自第二类经济作物包括茶叶和水果的相对收人提高从茶叶中得到的收人并没有超过其他第二类经济作物。

(三)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被称作“计划生育政策” 的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 分阶段引人农村地区,本文将年198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匹配起来, 直接研究了人口控制政策在产茶区与其他地区是否有所不同, 发现两类地区的政策并没有系统性差异。

四、数据与估计策略

本文分析性别比使用的数据包括1997年中国农业普查的1%抽样数据,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1%抽样数据, 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提供的GIS地理数据。以上数据在县级层次上匹配起来。

识别:在识别女性收人提高相对于男性收人提高对孩子产出的影响时,存在的主要难题是这两个因素可能与被忽略掉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部分相关。

第一, 估计在产茶区农业改革对女孩存活率的影响。识别方法采用成年女性收人的增加依地区、出生年份而变化这个事实。不同地区的茶叶种植数量有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产茶区在接近改革和改革之初这个时期出生队列的人口中,存活女孩数量会出现上升,种茶越多的地区,女孩存活率上升的幅度越大。

本文用果园的水果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的价值增加来探究男性相对收入增长对性别比的影响。最后,研究茶叶价值的增加是否通过提高女性的相对收人而不是通过提高家庭总收人影响了女孩的相对存活率。

五、估计结果

(一)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种植茶叶对每个出生队列非约束影响可以用下式表示

如果茶叶对性别比的影响归因于改革, 那么在改革前的年份一直都会是零。而改革后, 它将变成负值。回归结果显示系数在1979年以后都是显著负的,而在1979年之前都是在0处震荡。

在一个类似的回归中, 本文估计了每个县种植果园对该县各个队列中男性比例的影响。

δl的估计值显示种植果园对男性比例的影响在1979年以后的大多数年份都是正值。F统计量显示果园对改革前出生队列的性别比没有显著影响,对改革后出生队列性别比的影响联合显著异于。又估计所有的第二类经济作物发现对性别比的影响在改革后并没有发生改变。为了检验在包括了控制变量果园与经济作物时, 非约束估计结果仍然不变, 估计了下述方程:

估计结果显示,改革前, 产茶区与产水果区的性别比非常接近改革后, 种植果园提高了男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种植茶叶则降低了这个比例。然而,对茶叶的估计值在统计上不再显著。

(二)稳健性

第一,迁移。产茶区和非产茶区之间、产水果区与非产水果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使得OLS估计的是迁移效应而不是收入效应,然而在我们研究涉及的时间区间内, 农村地区的长期迁移受到严格限制, 迁移不可能是个严重问题。

第二,队列趋势。队列固定效应控制了依出生队列而变化,但不随县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他们不能控制随县变化的队列趋势,通过在县级水平包含线性队列趋势解决这个问题。

估计结果显示出种植茶叶使男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显著降低了1.3或1.2个百分点。

(三)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第一,用年农业数据作为早年该地区农业条件的代理变量带来了测量误差,这可能导致估计值出现向下的偏差。第二,如果那些偏好女孩的农户在改革后转向茶叶种植,OLS估计可能会遭遇忽略变量导致的偏差。OLS估计方法将会高估女性劳动力收人增加的真实效应。本文用每个县的平均坡度作为茶叶种植的工具变量。通过比较茶叶种植县与地形图可以看出, 用地形坡度可以很好地预测茶叶种植分布。第一阶段方程为

第二阶段回归方程为

估计结果显示山地与种植茶叶之间的相关性估计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2SLS估计结果显示与OLS估计结果几乎是相等的,这些结果使最初采用方法得到茶叶与果园的效应是稳健的。

六、对教育水平的影响结果

增加母亲的收人使女孩的相对投资价值提高从而提高了女孩的存活率;增加母亲的收人能够提高其在家庭内决策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了女孩的存活率。假定种植茶叶和种植果园的教育回报率是相同的,可以通过估计女性相对收人和男性相对收人对孩子教育水平的影响来检验这个假说:家庭是一元的,父母将孩子视为一种投资品。

种植茶叶使所有人口、女性人口和男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值分别提高了0.2、0.25和0.15年。种植果园使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降低了0.23年, 但对男性的受教育年限却没有影响。种植茶叶降低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教育差距, 而种植果园却加大了这个差距。连续变量估计显示,茶叶种植面积每增加1亩, 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就会提高0.38年, 而男性的受教育水平会提高0.5年;然而, 果园种植面积每增加1亩, 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就会下降0.12年, 而男性的受教育水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为了观察茶叶对教育水平影响的时间变化, 本文分出生年估计了种植茶叶的影响:

在1976年以前, 在产茶区和产水果区, 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类似,但在以后的年份, 产茶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 而产水果区的女性受教育水平却下降了。因此本文的一个政策建议是:降低女性过高死亡率和增加女性教育投资的一个方式是提高成年女性的相对收人。

七、结论

本文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经济条件是否影响了父母对女孩相对于男孩的需求。从方法论上看,本文解决了在估计成年人收人变化对女孩存活率的影响时,存在联合决定这个难题采用的方法为探讨世纪年代早期,改革导致的农村家庭总收人和与特定性别有关的收人的变化。经验发现提供了清晰、肯定的回答无论是性别失衡还是教育投资,都会在短期内对与性别有关的收人变化作出反应。另外,在不改变家庭内男女收人比例的前提下提高家庭总收人,无论是对性别比还是对教育投资都没有影响。伴随着性别之间工资差距的拉大,这可以解释改革后的性别失衡以及农村可观察到的人学率下降。(完)

评述

本文通过我国在1978年前后进行的农业改革这一自然实验,发现改革使茶叶为主的经济作物价值发生外生变化,使得从事茶叶采摘的女性相对男性收入上升,从而使女孩存活率增加。巧妙的微观机制回答了经济条件是否影响父母对女孩相对于男孩的需求这一发展经济学重要问题。

本文数据处理谨慎,通过比较产茶区与非产茶区的各种变量,发现外生变化成立,估计策略得以实施。对于人口政策会对结论有重要影响,Nancy通过重复研究那些仅包括少数民族人口的样本来检验在人口控制政策下研究结果是否稳健,这个次级样本的结果与总体样本的结果是一致的。稳健性检验部分对于移民人口的数据处理,显示出Nancy对细节处理的不厌其烦但不显繁琐,且工具变量选取有很强的外生性。政策建议对于我国目前的性别比失衡有重要意义。从研究设计、数据使用、估计策略、政策建议等方面来看,这是一篇研究中国问题国际化、规范化、本土化的顶尖论文。

文章来源:《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微信公众号“芙蓉湖畔学计量”2016年10月20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彭淳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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