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后遭千万人羞辱,她勇敢发声,以一人之力挑战日本司法 肥胖减肥日记

2022-04-20 14:11:25

“日本的强奸法案在过去110年间都未曾改变。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是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接受专访时说的话。

2013年,伊藤诗织还在纽约修读新闻和摄影专业,依靠在酒吧打工支持学生。就是在那间酒吧,她认识了时任TBS华盛顿分局局长的山口敬之。身为新闻界前辈的山口告诉她,TBS华盛顿分局一直在找实习生,有意愿可以随时与他联系。

2年后,伊藤即将毕业,给一些媒体人士发邮件询问工作机会,这其中也包括山口。山口随即以讨论工作及签证为由,约伊藤见面聊。

那一天,是2015年4月3日,伊藤诗织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噩梦发生的日期。性侵事件发生5天后,伊藤转到警察局报案,在此之前她不曾接受过任何关于性侵后如何处置的教育。日本警方用人偶重现侵犯案件事发经过的做法,也令她感到二次心理创伤。

在日本,想要将性暴力诉诸法律相当困难。如果你在遇到强暴时没有大声呼救、让对方对你施暴留下伤痕来证明性行为是非自愿的,在法律认定上多半不能算是性侵。而日本关于性侵的法律还是在1907年明治时代制定的,并且长达一个世纪没有任何修订。

一年之后,检察官判定证据不足,不起诉。后来她才知道,山口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写过基本自传。

伊藤诗织决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几乎从来不做的事情:她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一切,甚至写了一本书揭露性暴力的黑箱,打破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

随之而来,是千万人对“不完美受害者”的荡妇羞辱,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会公开自己的身份,觉得她一定是“靠睡觉上位的女子”、在给日本抹黑。但她扛住了压力,即使提起刑事诉讼被驳回,也在积极准备民事诉讼材料,并为支援性犯罪受害者全力奔走。

虽然山口没有受到应有惩罚,但伊藤诗织最终改变了国家。110年不曾改变的日本《强奸法案》,法定最低量刑从3年增至5年。在此之前,日本强奸的最低刑期短于盗窃。

伊藤是勇敢的,更多受害人自己默默承受内心的坍塌,有的人以死解脱,如台湾作家林奕含;有的人自我厌弃,如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

罗克珊写过一本书,叫《饥饿:我的身体回忆录》,今天我们想和你分享。书名看起来像减肥日记,但它偏偏是一本忏悔录,作者会告诉你她的亲身经历,将自己最为丑陋、最为软弱、最为赤裸的部分袒露给你看。

“超级病态肥胖症”患者的破碎人生

我的身体有多不正常?让我先告诉你几个数字吧。

你知道我有多高吗?6英尺3英寸,大概1米9。你也许会惊叹,我是一个女巨人。可你知道我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吗?577磅,差不多522斤。

在克利夫兰医院得知577磅这个天文数字时,我感到脸庞火辣辣地疼。那时我快要30岁了,父亲站在我身旁,揣着25000块美金,打算为我做“胃旁路手术”。如果你看到我庞大的身体,我想你会和很多人一样,立刻产生很多联想。你会取笑我说:哦,我知道这个肥婆为什么会这样——暴饮暴食,懒惰如猪。

不,你并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的人生是分裂成两部分的。不是整齐的分裂,而是带着一种痛苦的、混杂着血与肉的撕裂感。你不知道我人生的“之前”与“之后”:在我变胖之前,在我变胖之后;在我被强暴之前,在我被强暴之后。

12岁之前的我,生在一个富足、体面、信奉天主教的黑人家庭,过着几乎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遥远的过去,被保护的、安稳的过去,“正常”的过去。

我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该知道该如何开始讲述那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对我做这件事的,是一个我在12岁时自以为深爱着的男孩。就叫他克里斯多夫吧,我不愿说出他的真名。12岁的我迷恋他、崇拜他,每天放学后和他出去“约会”,一切言听计从,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我从来不对他说“不”,直到那一天。

那一天,他忽然带我骑车去了一片无人的小树林。我们在一座废弃的木屋前停下来,我尾随他走了进去。屋子里站着好几个人,似乎是他的朋友。他们嬉笑着,上下打量着我。我听克里斯多夫对他们大声谈论我,炫耀他如何和我亲热……我站在那里,无地自容,那些我和他之间的秘密,为何会这样被公之于众。

他的朋友露出一种兴奋的深情,大声起哄。我开始害怕了,但一切都太晚了,克里斯多夫向我冲过来,当这一群人的面强暴了我。我哭着求他停下来,伴随疼痛和羞辱,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只记得,过了很久很久,他从我身上站了起来,我看到其他陌生的男孩再次趴到我身上……

我的身体是我的堡垒,也是我的牢笼

那天,我独自推着自行车回家,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在父母眼里,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天主教徒,我得假装自己还是他们熟悉的那个乖乖女。

可我自己知道,我已经不是了。我的身体已经被毁,破碎、麻痹、恐惧至极。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如今我知道我错了,如果当时我能将它说出,我的父母可以安慰我、拯救我,他们会为我找回公道。但即使时光倒流到12岁,那时的我或许仍然开不了口。

在我被强暴的夏天,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另一个州。那里没有人知道小木屋的事,但树林里的那个噩梦每天都在纠缠我。我假装自己还是个乖巧的孩子,可这种假装让我疲倦。转眼之间,我的家庭、我的信仰、包括我自己,我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被抽走了。

于是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食物。食物救了我,为我提供最直接的救赎。当我得不到安慰的时候,食物可以安慰我,给我方便而短暂的快乐。

可我还想要更多的安慰,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13岁,我进入寄宿学校,突然失去了母亲对我饮食上的管控。从中学到高中,我没有一个朋友。除去食物,我只能在阅读和写作中找到安慰。我不停读,不停写,写下的大多是一些黑暗暴力的故事。除此之外,吃是最快乐的事情。我的饥饿是填不满的黑洞,因为我想要无穷无尽的安慰。渐渐地我发胖了,高中结束那年,我的体重增长了整整120磅。

当我的身体像一只巨艇那样大,我反倒觉得安全了。当然,你知道发胖是很累的,臃肿而笨重,同时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目光。

这身体是我的堡垒,同时也是我的牢笼。

为了停止12岁以后在我身上无限增长的破碎感,我亲手打造了这座牢笼。

后来,我考进了耶鲁的戏剧系,开始了混乱的大学生活。父母劝我减肥,大一结束的暑假,他们监督我实行流质饮食减肥法,每天只喝5杯口感粗糙的奶昔,我的确也因此瘦了40磅。但大二开学后不久,我的身体再次失控。我不停地吃,直到感觉不到自己在吃,知道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我才漫不经心地尝试减肥。临近大三开学前几周,我离家出走了,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去哪儿。为了逃避病态的生活,我飞去了旧金山,过起了一种……堕落的生活。一个常青藤高材生,做了一名性爱公司全夜班的电话援交女郎,只要待在工位上接电话就好。

这段迷失的时间,我越来越胖,我允许自己和不同的陌生男人约会,既然身体被伤害过了,那么再伤害几次又如何?我开始和女人约会,天真地以为女人比男人更“安全”,但实际见面却发觉对方只是一个陌生人。

我一无所有,糟糕透顶,直到父亲用一张机票打救我回家。

我还没痊愈,但我相信会有痊愈的一天

结束迷失时间的那一年,我20岁,但我时常感到自己仍然只有12岁。我想过独立的生活,换过许多奇奇怪怪的工作,但我很快意识到,没有大学文凭,我一辈子只能做这类卑微的工作。

我忽然明确心中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大学创意写作教授。它体面,不会被人看不起,而我也热爱写作。于是,我重新申请了大学。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我还是忘不了、逃不脱这个身体。20多岁的我,穿着42码的男士服装。其实,谁会比我自己更清楚肥胖的滋味?肥胖让身体失去性别,总是被误认为是彪形大汉,被路上无聊男人谩骂。肥胖让它失去空间,无法挤进飞机座位、餐馆座位、电影院座位。

真讽刺,我的身体越大,我的世界便越小。瘦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本。我无数次为自己的软弱、无法控制自己而可耻,这种耻辱感伴随了我二十余年。

2014年,我在家中感到胃痛,于是就地躺下,却突然发现左脚疼痛难忍。我不小心把脚踝摔断了,这是肥胖认识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我被送到医院,踝骨摔碎了,得进行手术。住院的十几天,我再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这身体的脆弱和无助。很多人来医院探望我,给我送各式各样的礼物,鼓励我。它们忽然间包围着我,让我看清一件一直不敢承认的事情:我也是被爱的、被挂念的,如果我死了,有一群人会为我难过。

我有什么理由毁灭自己?

如今我已经40多岁,直到这个年纪,我才开始真正接纳自己。我依然是肥胖症患者,但我开始欣赏自己,一个善良、幽默、浪漫、疯狂的怪胎。

年纪渐大之后,我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如果要归纳我的前半生,很简单:我是性侵幸存者,得了贪食症,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超级病态肥胖症患者。但我自己的版本却是这样:我渴望爱与陪伴,可我成了受害者,于是渴望更多——我感到饥饿,我不知道如何战胜它。

我越发感到人生是对欲望的一场追逐。我们感到饥饿,不停地想要得到一些东西,抓住一些东西。我们是怎样盲目地追逐欲望啊。但欲望不一定是洪水猛兽,自我厌弃才是。

我尚未痊愈,但我相信痊愈的那一天终会到来。

编辑| Lo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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